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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单文芳

光阴如电似水流年，转瞬间又到了二零一二年的清明节了。据统计每逢“清明”这天，将有百万人祭祀亡人（北京），每当这个时节，我特别想念我的父亲！

我父亲名单永魁，字长臣，生于宣统元年，卒于一九七一年春夏之交的四月，享年六十岁

他的一生是命运多舛的一生。童年和晚年都是几经生死、历经磨难，没过过几天好日子。据我祖母说：父亲共兄弟叁人，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，一家几口过着食不果腹，衣不遮体的生活。八岁那年经人介绍，在镇子上一家织麻袋的厂子当了童工，每天起早贪黑要干十四、五个小时的活，晚上累得干着活就睡着了，连上茅厕的时间都没有，经常把尿尿在裤子里，久而久之的患了一种叫“大头翁”的病。脑袋肿的好大！二目“封侯”啥也看不见了。家中如此清贫，孩子又病成这样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所幸的是在那段时间，我的伯父单永生养家糊口。伯父曾拜了一位鼓书老艺人为师—— 学说书唱西河大鼓。凭着悟性和努力，伯父很快就登台演出了，观众喜欢这位能说会唱的小演员，给他送了个绰号叫“八岁红”。

大伯走乡串镇不停的演出，全家人靠着一个孩子的收入才渡过了难关。之后在大伯的影响之下，我父亲、我叁叔单永槐也相继拜师学曲艺。我叁叔的天份很好，学会了说评书；我父亲说书的悟性差点只学会了弹叁弦。再以后他们浪迹江湖、四海为家，何处能挣着钱就到何处去。

古话说的话“流落江湖上，便是薄命人”。父辈他们历尽艰辛，终于在饥寒交迫中长大成人。之后，他们又来到天津这个曲艺之乡，终于苦尽甘来。天津自古就是大码头，人口多，帮头大，各种生意云集，只要你肯吃苦，吃口饱饭是不成问题的。由于我父为人忠老实，被鼓曲老艺人王福义（我外公）看中。先是雇佣他弹弦伴奏，而后又把比我父小八岁的女儿王香桂（我母亲）许配给他，那年我父二十六岁，母亲十八岁。要说明的是我母亲当时在天津曲艺界已小有名气，绰号“白丫头”，她是我外祖父家的一棵摇钱树！我父能娶到这样的艺人为妻真是吉星高照，一步登天！母亲十九岁那年在天津生下了我 ，这就是我生于曲艺世家的渊源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。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、沉阳、长春、齐齐哈尔、哈尔滨等地演出。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，四处漂泊，全靠我母亲天生一条好嗓子“吼”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。之后母亲又为我生下几个妹妹，如今我兄妹五人还都健在。

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。官欺、民狭、嘎子搅！私官两面是非多多，做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、多方周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。父亲饱受没读过书、没文化之苦，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。我六岁上私塾学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；八岁上“洋”学——学国文和日文。父亲还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，为我业余补课，他巴不得他的儿子能早日成材，做一个有大学问将来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，改换门庭，彻底摆脱曲艺这个属下九流的行当。我从小受父母的灌输，对说书、大鼓书也十分厌烦、鄙视，暗下决心好好读书，将来做一名教师、工程师或医生。

我小时候特淘气。捅娄子、惹祸、不懂礼数，或者学习不好都是父亲管教我。抽嘴巴、打屁股、罚跪是家常便饭，父亲手重（下手狠），我的身上经常带着伤。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思想，什么“恩养无义儿，棍头出孝子”“小孩不打不成材......”。有几次因为把我打得太重了，我奶奶疼孙子，跟父亲几乎玩了命！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跟父亲顶撞，甚至受了极大的委屈也不敢分辨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老离世。

一九五一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，在同一天里我父亲、母亲、外祖父、我二舅、叁舅都被公安部门带走。半年后我母亲、外祖父获释；父亲、二舅、叁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六年、八年、五年有期徒刑，父亲那年刚好四十叁岁，受其影响，我的前半辈子没得好，成了灰色身份。

话再说回来，好不容易盼着过了近五个年头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再有一年父亲就可刑满回家了。更大的意外又发生了，我母亲和父亲离了婚，把我一家老小扔在沉阳！主心骨不在了，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，我如泰山压顶，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，这是我为什么辍学、与妻王全桂结婚、为什么又干了本就厌烦的这一行当的主要原因。

父亲六年徒刑期满回到家中，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—— 爱妻改嫁走了、儿子结婚了，儿媳也没离开本行，是个说大鼓书的，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着八岁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后来父亲对我说：“当刑期满从监狱回到家时，恨不得一头碰死，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，全毁了......！”

毕竟骨肉情深，很快父亲原谅了我，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。他要自力更生，学评书从头再来，一扫多年依赖妻子挣钱的习惯。可是晚了，他一无文化、二年近五十岁，想说书——从头再来，谈何容易？！很快被沉阳曲艺团裁员，被迫转业到沉阳大东区的一个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

后来父亲也再婚，为我娶了个继母，因诸多原因感情不和口水战不断。有一次父亲为给同志家帮忙盖房，午间休息时又中了风，患上半身不遂。“屋漏偏遭连阴雨”，一个灾难连着不幸，他的晚年就是这样度过的。

话说一九六九年冬，在等待下乡的前夕，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了，利用这段空闲，我把患半身不遂的父亲接到鞍山，想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，这是我们父子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！也是父与子人生最后一次长谈！

我们无话不说，相互交心。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；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尽淘气，还爱撒谎等等！我则埋怨父亲曾出手太重！没短了冤枉我。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（父亲的徒弟）等事有的太不应该！太过分！看得出父亲很内疚，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，感慨的点了点头，发自内心的接受，说：“那个时代都这样，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。唉！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；另外打徒弟的事儿，都说‘打戏子打戏子’，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！嗯，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！”

父亲和我面对面的坐着。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，那对凸出的眼睛，满是刀刻似的皱纹，一头银发及他那动作迟缓的肢体，再闪回他的不幸和遭遇......，不由得悲从中来，泪洒衣襟。当时，我是多么希望能做个孝顺的儿子，父亲能永远与我住到一起共同生活？我要以最大努力弥补我的过失，来抚慰他心灵的创痛，让他颐养天年！不幸的是，那时的我政治生命没了，即将被遣送到农村，自身难保，空有其心而无其力呀！

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，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，一只手抚摸着我儿子老铁的头说：“田芳啊，我这辈子算完啦，你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！不管到农村有多苦，你都要挺着，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？我不心疼你，我是疼我的孙子。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，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？!”

父亲说到这老泪纵横，我的心碎了！这真是：美好愿望难实现，两代霉气散不完，天公如此不作美，狭路何时能放宽？！

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沉的客车，谁知，此番分别竟是永久的诀别，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影像！！

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号，小雪飘落，北风扫尘，我一家四口被遣送到台安县农村！

一九七一年的春天，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，突然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打开一看，上面就是几个字“父病重，速回沉阳！”这封电报是我的继母发给我的。当时我想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，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，我没有相信。我心想：爸爸啊爸爸，你好糊涂啊！难道你不知道你儿现在的处境吗？我现在生不生死不死，形同奴隶！领导能答应吗？即使我提出要求也得撞南墙！

所以我把电报放在兜里并没声张，也没请假，因为我跟我父亲分开的时候，他的身体除行动不便，别的方面很好，我根本就不信他病了。几天之后，我依然在地里干活，小王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，打开一看上面写得是“父病危，速回！”还是我继母发给我的。这次我有点蒙了。上次的电报是病重，这次的是病危，虽只一字之差，可见，父亲的确是病了。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！

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，并把电报递给他们。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，大队书记说话了，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：“我说老单，你是啥身份，你知道不？你是现形反革命，在我们这接受劳动监督，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，还经常喊冤诉屈，还让你老婆回城上访，别以为我们不掌握。这就是你不认罪的表现，所以不能给你假，去吧，回去干活！！！！”

一时间我气堵咽喉，转身就走，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是白搭，怀念我的父亲何必哀求呢！回到大田里，那些老乡们关心的问我怎么回事？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，他们摇头叹气，打了几个唉声。在那种大时代的背景下，谁敢直接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？

又过了几天，大队通讯员王某又递给我第叁封电报，在我没看之前，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，打开一看上写：“父病故，速回”！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哭了，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。有个老乡认得字，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：“你爸死了？这才几天的事啊，你快上大队请假吧，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他们或许能给你假。”

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哭着跑进大队部，正好书记、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，我把电报往上一递，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沉阳为父亲治丧。书记沉默了片刻说：“你先回去干活吧，我们研究研究！由于你的身份特殊，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。”

于是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干活，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父亲的一颦一笑浮现在眼前，我的两条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的打颤，双手不住的发抖，因为在众目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。

过了一会儿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喊我：“老单，书记叫你去一趟！”我心里“咯噔！”一下，莫非他们同意了？准我的假了？于是我叁步并成两步跑着到的大队部，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不给假。结果出乎意料，书记说：“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，给你五天假，快点奔丧去吧！不过你可准时回来，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，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，后果自负！”

我当时被感动了，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。之后我飞快的回到家跟我老伴一说，老伴也哭了，她给我凑的钱，又拿了两件衣服，于是我带着我儿子老铁迅速赶到台安县城（十八里路），登上了开往鞍山的客车。

自被遣送下乡后，两年多没见到鞍山了！再熟悉不过的“虹桥”（可以说它是鞍山的别名）、站前广场、火车站......一样样映入眼帘。心中感慨颇多，对于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荣辱与共的城市是既熟悉又陌生！

我们买好了火车票，于次日凌晨回到沉阳父亲家里。一进院就看见儿墙上挂着一长串黄钱纸，被风吹得“哗哗”作响，我父居住的是大开间的房子，门帘挂在外面。我心急嫌脚慢，不顾一切的撩开门帘“咚咚咚！”砸门，可把屋内的继母吓了一大跳。继母拍着心口惊魂不定，把我们爷俩让进屋，我往炕上一看我的二妹也在这里。

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的说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！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，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怎么到死也指不上呢？”

继母小声的嘟囔一句：“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，简直太难请了！”

听罢此话我心如刀绞，对她们的责怪我无言以对，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？我强忍悲痛询问了我父亲从病重到故去的经过，我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：“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，又惦记你又想你，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，大声的喊：“田芳啊田芳，你咋不快点回来，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？”

她又说丧事都是她和继母两个人处理的。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厂也很够意思，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在南塔火化的。我马上问：“骨灰盒现在何处？”继母说：“寄存在火葬厂了，你说往哪放啊，也不敢往家里放，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！”

清晨时，我拉上二妹妹和我儿子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，按着号找到了父亲的骨灰，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，大概才六块钱，上面镶着我父亲的一寸照片；我们抱着骨灰盒到送别厅里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，周围一片哭声，于是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，顿足捶胸放声痛哭！我抱着骨灰盒说：“爸爸啊，儿看你来了，儿不孝，没有侍奉你老人家，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，我是个逆子！可是您知道吗？您儿子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啊！”我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。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，我叫我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。妹妹问我那你想把骨灰盒放哪？我说：”我是儿子，我带走！”

手续办完之后，我抱着骨灰盒又回到家里。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：“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，可不能放到我这，我害怕！”

我说：“您放心，我把他带回农村去！”继母这才不言语了。又过了两天，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，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，因为我不敢延误了日期。打那之后我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，用一块毛巾盖着。

一九七五年，我带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沉阳我叁姨的家里。叁姨一看是骨灰盒，吓得不轻，她说：“你们来投奔我可以，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，多不吉利，多吓人啊！快点找个地方，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。”

我说：“叁姨，我现在的处境您也清楚，这骨灰究竟怎么个入土法？咱家一无坟地，二无合法手续，想安葬也不可能啊？您老别着急，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。”

可以这么说，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情我煞费苦心，最后想到了沉阳北陵。那个地方空旷，陵寝的后面又人烟稀少，地面大，树木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。第二天清晨，趁人迹寥寥时我和堂弟各骑一辆自行车拿了锹、镐，带上骨灰直奔北陵。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，可是我真没有别的法，只能这么一条路了。

我们围着北陵转了一会儿，最后选定在陵寝后边的一块地方。那是一棵合抱着的松树，一个根两个杈儿，就好象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。我们把车子停好，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，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好。然后我双手抱着跪下趴在地上，把骨灰盒摆放在坑的深处又把坑填平。我对我的堂弟说：“你帮我记着点就是这棵树下，将来一旦过好了，我还要回来把骨灰起走。”

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后，我被落实了政策，我的问题也得到了昭雪平反，恢复了名誉和公职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单位——鞍山市曲艺团。

一切安顿了之后，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骨灰，托朋友帮我找了一块墓地，之后我又请了假带上子女去了沉阳。干什么？去起我父亲的骨灰盒啊！！当我到了陵寝的后面一看傻眼了，没想到几年的光景北陵的变化也非常大，小树变成了大树。当年那棵有着“记号”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！我围着宝顶（皇陵）转，全力的辨认。我们指指点点，比比划划的还招来几个看热闹的，他们投来奇怪眼神，不知我们要干什么？

泄气！我只好对家人说：“大概就在这方圆之内吧。”第二年，我只身又到北陵找了一次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有朋友劝我说：“老单，别找了，老爷子能在沉阳北陵‘安睡’不也挺好嘛！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！至今我父亲的骨灰还在北陵，我一家现住北京，每到清明的时候看别人拉着大队祭拜先人，我的心无比难过。一晃四十年过去了，星移斗转，日月沧桑，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。我要对父亲说：“我和您的孙辈活的很好，倒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！您的儿子为您争了气，为咱家露了脸。生活在和谐社会真好，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，儿孙永远都怀念您！

二零一二年清明 与北京